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很可惜，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在他们所用的语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乱的地方，这是必须纠正的。
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体育评论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
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我国现代语言保存了我国语言所固有的优点，又从外国吸收了必要的新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因此我国现代语言是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了。
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
但是，如果根据同志和鲁迅先生关于语言问题的意见来检查目前的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就可以发现，我们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
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
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
鲁迅先生的文字，正是实现了同志这些原则的模范。鲁迅先生曾经特别指出要反对“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对于同志和鲁迅先生的这些指示，很多人没有认真执行，甚至根本没有记在心上。他们不但不重视和不肯好好研究祖国的语言，相反地，他们不但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而且故意“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懂得的各种词，他们对于任何两个字以上的名称都任意加以不适当的省略。
直到最近，我们还可以从地方机关的文件中看到“保反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抗援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建网工作”(建立宣传网工作)等等新造的略语，以及“美帝”(美帝国主义)、“双减”(减租减息)、“生救”(生产自救)、“匪特”(土匪特务)等等老牌的略语。这种混乱现象大部分发生在报纸杂志的文章和党组织及政府机关的文件上，并且被这些文章和文件所推广，以致滥用省略成为通病。
同志和鲁迅先生都是精于造句的大师。他们所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有千锤百炼、一字不易的特点。同志痛恨文理不通的现象，因为文法或语法，正如斯大林所说，“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是人类思维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的指标”。修辞和逻辑也有同样的性质。
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还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个方面。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我们的干部无论从学校出身的或从工农出身的，都很少受过严格的语文训练。
他们常常在正式的文字里，省略了不能省略的主语、谓语、宾语，使句子的意思不明确。他们常常使用组织错误的和不合理的句子。有着这种错误的句子甚至还出现在大量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上。下面的例子是随便从报纸上摘引来的：
以上四个例子的前一个有语法错误，后三个不合理。既然报纸上不时地出现这种情形，那就应当当作一种问题，采取严肃的办法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诿之于一般作者和编辑文化程度太低。让我们再一次引用苏联航空工程师、科学院通讯院士雅可福列夫所转述的斯大林的话吧：
——真是文理不通的人!但若责备他一下，他马上就会说他是工农出身，借以解释自己文盲的原因。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这是不爱文化和粗心大意的原因。特别在国防事业中更不允许拿工农出身来解释自己受教育程度的不足，来解释自己没有技术准备、粗鲁或不通事理。因为敌人绝不会因我们的社会出身而向我们让步。正因为我们是工农，我们更应当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周详完备的准备，毫不亚于敌人才对。”(见《论伟大而质朴的人》一文)
“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
去年6月22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7月3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
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么?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
对于同志和鲁迅先生的这些指示，我们同样有很多人没有执行。仍然有许多文章和文件是空话连篇、篇幅冗长的。有些文章和文件不但冗长，而且因为说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反而没有把事情说得明白。交代不明，眉目不清，也是常见的缺点。
从这些文章和文件可以看出，有很多人没有用过功夫来研究同志的著作和各种权威的文学和科学的著作，没有用研究这些著作来训练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头脑趋于精密和有条理，所以就不能把存在于事物内部的条理正确地在文字上表现出来了。
这种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上是对于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的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纠正这种现象以建立正确地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
应当指出：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及其以前的时代，那些官僚政客们使用文字的范围和作用有限，所以他们文理不通，作出又长又臭的文章来，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也有限。
而在党领导下的中国就完全不同了。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每一个文件，每一个报告，每一种报纸，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向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的力量。
我们是完全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
中国语言的规律并不难学。帝国主义国家的某些所谓学者和中国的买办，在过去几十年来一贯地污蔑中国语言“没有规律”“不科学”，事实上是他们没有学通中国语言，我们应当坚决地反对这种污蔑。我们应当坚决地学好祖国的语言，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选自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稍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