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可能跟每个在座的人日常生活里所看到、听到的都有关系，是一些与科学有关系的一些社会争议。有时候，我们也会把这样的问题叫做争议性科技问题。今天讨论的争议性科技议题，是转基因。
我的分享涉及几个部分。首先我会对转基因相关争论作一个简单的回顾。然后重点讲讲公众有关转基因的想象和态度的形成，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我国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起步并不晚，从上世纪十年代以来，我国的转基因玉米、水稻、棉花乃至动物转基因的研发，先后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但相对于技术研发，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发展比较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产业化的推进受制于过去十几年我国总体上对转基因充满争议甚至负面的社会。
事实上，我国关于转基因的政策，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注重自主创新，特别是把农业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的培育放在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进行战略布局，投入不可谓不大；
二是坚持慎重推广，表现为推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的方向坚定不移，但同时又突出强调安全性，以及对公众和媒体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高度重视。也正因如此，农业部虽然早在2009年就对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个转基因主粮作物新品种颁发了安全证书，但实际的商业化种植，仍然受制于包括社会的负面在内的诸多因素，而一直未予以强力推进。
通过简单梳理我国转基因相关争议的典型事件，我们或可对过去十多年来社会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总体上充满争议甚至负面的情绪和看法的由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第一个事件是，2002到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地区私下检测超市中售卖的食品是否含有转基因原料，并公布雀巢部分产品中确实含有转基因原料。转基因这个名词和概念由此第一次进入部分公众和媒体的关注视野。而绿色和平组织所强调的公众“知晓的权利”，自此也成为公众和媒体要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加强监管的强有力武器。在这个可能属于国内转基因事件的最早案例中，引发公众对转基因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的一切元素和特点——如多元利益相关者对论战的介入，把非科学的伦理问题与科学上的安全性问题混为一谈——几乎都已具备了。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2009年三个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以及中国农科院与奥瑞金公司联合研发的一个转基因玉米自交系）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安全证书，引发公众对转基因主粮可能走向商业化种植的强烈担忧和激烈反对。
理论上言，一个生物新品种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即“安委会”）安全证书，其产业化就可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当时的社会和现实是：经历了2002年爆发的SARS疫情和2008年三鹿奶粉丑闻等一系列事件的国内民众，对于我国的食品安全，特别是生产企业的社会责任心和国家有关监管部门的执法监管的决心和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担忧和不信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个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安全证书的发放，引发了部分媒体和民众的敏锐关注和激烈反对。
回过头来看，其实一直到2009年和2010年，这些事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和关注度其实还是有限的。真正引爆对转基因议题高度关注的关键事件是2012年的“黄金大米案”。
2008年，三名中美科学家在湖南衡南一小学对25名儿童进行了服食“黄金大米”米饭的实验。这些“黄金大米”米饭是由其中的美国学者汤光文在美国进行烹调后携带入境的，未按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申报；而25名学生在服用前，其家长也未明确被告知他们的孩子将要服用的“黄金大米”，实际上是一种富含胡萝卜素的转基因大米。基于这个实验结果的论文在2012年8月发表。绿色和平组织等反转力量对这篇论文背后发生在2008年的实验过程进行了曝光，立即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其中所涉及的科研项目过程监管、科学家科研诚信、职业道德和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触发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乃至可能危害的担忧和恐慌。
在微博微信平台，一时间出现了大量不乏基于想象和臆测的解读、流言和争议，特别是把本属科研伦理方面的问题与黄金大米本身的食用安全性问题，有意无意混为一谈。从相关的演变看，存在着特别明显的讨论框架的偏转现象，即原本属于科研伦理和科研监管性质的问题，因为民众缺乏对政府和科学共同体足够的信任，以及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监管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知识，使得讨论的话题焦点被各类领袖轻易引导和设置，议题的性质和框架不断扩大和蔓延，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进行转基因相关研发背后的动机和社会后果，成为社会化媒体推动下的网络线 百度搜索显示的历年“转基因”相关新闻报道数量统计
今天，如果我们回溯近二十年来我国围绕转基因议题的社会争论形成的原因，可以清晰看到特别明显的两个时间节点：一是2009年三个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安全证书颁发以后，二是2012年的“黄金大米案”。从有关媒体报道和社会化媒体上相关主题的讨论量，都可以看到，2012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12年以后，转基因议题成为少有的全民持续高度关注的重要争议性社会话题。挺转派和反转派两大阵营互相攻伐，迄今鲜能达成共识与和解。
围绕转基因的公众想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测。如基于百度搜索指数，可以方便地发现，在今年4月到5月间，人们有关转基因的搜索，最常见的三个去向关键词是“转基因食品”、“食品”和“危害”。换言之，关于转基因的主动检索，民众最关切的是转基因食品，而且大多是从转基因食品的可能危害的角度来关注的，即着眼于转基因的负面意象。
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人们在搜索“转基因食品”时最主要的关切，则清晰地呈现出两个主题：一是“危害”，二是各种转基因食品或作物。
如果我们进一步通过百度指数来分析搜索“转基因”和“转基因食品”的用户的地域分布，则可以发现，对转基因或转基因食品最关注的地域，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中部的农业大省，包括广东、江苏、北京、山东、浙江、河南等，关注用户的区域差异是很明显的。而从关注用户的年龄结构看，大部分搜索用户处于30-50岁这个年龄段。
公众对转基因的认知和态度，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常常会放在一起来讨论。因为在转基因相关的争论中，对转基因科学原理的了解程度，不仅关乎人们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关乎人们所表达的相关观点的公信力和有效性，甚至关乎在一些议题上——如“吃了转基因食品我们的基因会不会因此发生改变”这类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
当然，参与转基因相关讨论是否需要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和相关专业知识，这本身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不是我今天讨论的重点。但大量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所进行的一些调查表明，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的确和人们对转基因的认知水平，特别是科学知识水平有关系。
但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并不只取决于人们对转基因科学原理的了解程度。由于转基因产品特别是转基因食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对转基因的看法和态度，很多时候恰恰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到底对背后的转基因食品的种植、生产、消化过程了解多少，而是和人们对科学、对社会群体、特别是对各种制度的信任有关。
这是因为，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而言，转基因技术或产品背后的科学原理、科学过程乃至其对和环境的影响，是超出我们自己的认知范围的。对于背后的原理和机制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产品，我们要形成某种态度，要么通过自己去学习、了解，要么依赖我们所信任的人，根据他们的看法和建议来形成态度。对于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来说，我们通常属于第二类情形，即依赖官方说法、媒体或专家来形成态度，作出决策。因此，信任是影响人们对此类争议性科技态度的重要因素。
此外，人们所固有的生活习惯、风俗、价值观念也会以某种方式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相关的技术和产品的看法和态度。除了知识、信任和价值观，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影响因素，但今天我主要结合国内外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来谈谈这三类因素和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之间的关系。
这个模型所代表的看法——即公众对科学不感兴趣或不支持是因为不了解——很快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或至少是很片面的。但从中所强调的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联性，则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只不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直接的、线性的，很多时候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和中介，这些中介因素或调节因素包括人们对有关科技的风险和收益的感知、信任等。此外，知识水平和态度或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总是线性的。很多经验研究表明，知识和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倒U形的，即对某一种新科技很不了解和非常了解的人，对其风险的感知，都比对科技大致有所了解的人高。
需要说明的是，文献中关于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结论，常常彼此出现不一致，这其中除了科技本身的类型和性质不一样，也和我们所调查的人群的特点有关系，当然也和特定社会的、社会、文化情景有关。评论网所有的争议都是发生在特定而具体的社会场景中的，这是我们理解包括转基因在内的争议性科技的各种社会时需要注意的。
关于转基因议题上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我们课题组对清华的老师和学生曾做过两轮调查，发现二者之间是有清晰的关联的。我们将受访师生根据其所属院系专业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生命科学、医学、化学系的师生，第二类是非生医类理工师生，第三类是人文和社科师生。调查发现，这三类人群对转基因相关的事实性知识水平（factual knowledge）是依次递减的；而他们对转基因的认可和支持程度，也是依次递减的，关于转基因的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联性十分明显。值得再次提醒的是，对转基因了解程度和支持程度这样直接的正向关联性，是基于清华师生这样相对比较特殊的群体得到的结果。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今年2月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子刊Human Behaviour（《人类行为研究》）上的一项研究。简而言之，根据这项研究，极端反对转基因者，是那些科学知识最少，却自认为知道的最多的人。这里所谓的“自认为知道”，指与前述“事实性知识”相对的“主观性知识”（perceived familiarity），即自己觉得对某一事物的熟悉和了解程度。
这一研究结果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新浪微博和推特上都有大量的讨论和转发。这个研究的有趣也是重要之处在于，所谓对转基因的知识，其实我们需要区分人们对转基因相关技术的实际知识和主观知识，后者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感觉。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有些文献里面关于知识和态度之间关系的结论不一致，因为可能不同的研究中，对知识采用了不同的测量方法。这一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我国近年来围绕在转基因问题出现的撕裂现象也许有一定启发：很多反转人士其实对转基因的了解是有限的，但他们可能自认为对转基因已经非常了解，并因而拒绝或者不再重视对相关科学知识或发现的学习和吸收，因此始终持有既有观点或看法而不加调整。
下面谈谈另外一个影响人们对转基因态度的关键因素，即信任。为什么信任非常重要？如前所述，我们大部分人做不到完全藉由认知来形成态度。当我们自身不具有这样的判断能力的时候，我们只能参考所信任的人或来源对转基因这类事物的态度和评价，来形成我们自己的看法。
因此，信任因素在人们形成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态度过程中，常常扮演了关键角色。信任的来源，无非是能力和德行。具体到转基因问题，民众对转基因作物或食品持什么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尤其是转基因科学家、政府主管部门、媒体在这方面的态度以及对其研究、监管、客观真实报道的能力和决心的信心，即科学家、政府和媒体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公信力高，科学家或政府主管部门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看法或态度，就能有效影响、传达给民众；公信力不足，则无论怎么进行科普宣传，效果也十分有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即出现传播学中所谓“对抗性解读”现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专家、政府还是媒体，普通民众有时是把这些本来也是由不同群体、部门组成的松散、多元的集合体，当作一个有机整体看待的。
因此，当专家群体中出现不同的声音、政府官员中出现不同的表述和意见、媒体对转基因的风险收益有不同的侧重和刻画时，民众很容易感到惶恐和无所适从，其对科学家、政府和媒体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整体信任也容易因此动摇。这就为社会化媒体上、各种人际网络中所流传的转基因相关流言和谣言提供可乘之机。信任——无论是对研发机构的信任还是对政府技术监管能力和决心的信任——对人们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已为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包括我们自己完成的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事实上，我国这些年与转基因相关的社会争议持续不断，很大程度上和民众对社会和制度环境的信任或信心不足有关。
基因工程是一种生物技术，通过引入外源基因，在基因层面，直接对物种进行定向、精准的干预，试图培育出具有我们所希望的优良性能的新品种。由于所引入的外源基因不局限于同一物种，加上这种精准基因移植本身可能引发人们对此类技术各种脱靶效应的担忧，使得围绕转基因食品的接受与否的讨论中，诸如“纯天然”（naturalness）这样的价值取向常常也成为影响人们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看法和态度的因素。
对本身笃信创造论的具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人类的转基因技术，无疑是一种被造者试图行使造物主角色的做法，因此是不可接受的。而对“纯天然”具有执念的民众，也可能片面夸大“天然”与“人工改造”之间的鸿沟，而无视其实我们现在所种植和食用的大量作物，不少是长期历经各种因素导致的变异和选择后逐渐演变而来的，世上本没有一成不变的“天然”之物。
事实上，一些已有研究发现，在国内民众中，相信中医的人和对有机食品、纯天然的食品有执念从而倾向于反对转基因食品的人，就群体相似性而言，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价值观在人们对转基因态度中的作用，由此也可见一斑。
我们通过回顾转基因相关社会争议的一些关键事件和节点，清晰地看到，如今人们对转基因总体上仍持有比较负面、消极的看法，其实和我们在转基因问题上所进行的科普宣传或风险沟通是否对路是有一定关系的。简单而言，传播的效果取决于传播的有效性。有效传播必须牢牢抓住民众的关切，必须对社会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痛点和痒点作出回应，否则无异于隔靴抓痒，无论科学家、政府、媒体怎样苦口婆心进行转基因科学性、安全性阐述和讲解，仍可能收效甚微。风险传播必须以民众可以理解、接受的方式进行。
如果忽略了民众在提出有关问题和关切背后，其实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交媒体和人际网络信息在影响他们、还有他们耳濡目染的日常生活经验教训在时刻提醒他们，传者的重点和传播方式如果不能和受者的关切和思考方式对接，则传播效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
美国去年上映了一部转基因农业主题的电影，叫《食物的进化》，国内有关部门邀请制片方和南美的一些农场主代表在北京、上海等组织了一系列观影和讨论对话活动。这是一部把支持和反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典型人群、故事和观点都放在具体而特定的生活、社会场景中来进行展现和讲述的纪录片。在我们所参与的一场观影讨论活动前后，我们对到场的媒体记者和普通观众也做了一些小调查，发现像《食物的进化》这样既对各方观点有所平衡呈现、又具有内在的科学导向的传播材料，是的确可能对人们——特别是对转基因还未持有任何稳定态度的人，在态度形成或改变方面，带来一些明显的变化的，尤其是当影片观摩和与导演、学者、农场主的现场讨论结合起来时。这也说明成功有效的传播，关键还是取决于我们怎么设计传播；而怎么进行传播的关键，是需要对民众的解读逻辑和思路，有清晰的理解和预判，而这就需要借助相应的调查和研究。
从大量研究结果看，在民众对转基因的态度形成中，知识和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很多科学家参与的转基因科普宣传，常常只注重相关事实性科学知识的传播。但实际上，人们对转基因的知识和了解，只是影响其对转基因技术或产品持什么样态度的其中一个因素，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信任，特别是对政府、科学家、媒体的制度信任，以及不同的人本身所持有的价值观、世界观，都在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形成中以某种方式在起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大量转基因态度形成方面的经验研究表明，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解释模型，来完美揭示人们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的态度形成机制和改变模式。由此，我们认为，至少在转基因科学传播和风险交流实践中，分层科普、精准传播将是今后值得尝试和推行的基本思路和策略。
所谓分层科普、精准传播，就是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和关切，特别是针对不同人群的态度形成关键因素或机制的不同，设计不同的转基因科普传播方案，在科普重点、形式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设计。
显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找到一种有效切分不同社会群体的变量工具。一种常见的思路是根据人们的教育程度、年龄、职业等人口变量来进行人群细分。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现在针对转基因的科普宣传和风险沟通，确立了以青少年、农民、社区居民、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等四类人群为重点的策略。除了传统的人群细分策略，有没有可能从兴趣、亚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其他方面进行更为有效的传播对象分层呢？我们认为这是下一阶段我们的转基因科学传播研究可以去重点探索的一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