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早上好！首先要感谢诸位的热情，感谢诸位在此南国酷暑中来到中山大学共同参与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哲学系以及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19年度（也是首届）心性现象学暑期研习班！我首先要代表主办方向诸位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未能前来的诸位同学致以歉意。本次研习班自发布通知以后，收到120多份来自境内外同仁的申请，考虑到接待能力和研习效果，我们未能邀请所有同仁前来参与，期待将来能有机会一同学习，我相信，心性现象学会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
在差不多三周前，著名现象学家莫兰教授接受我们的邀请，在中山大学做禾田哲学讲座，主讲“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在欢迎辞中我曾提到：
或许，在座的诸位朋友仍然会去问，现象学之于当下的我们究竟还有没有切身的相关性或重要性？现象学的发展经历了或正经历着它的德国时期、法国时期和英美时期。当下，它也开显出了它的中国时期。耿宁、倪梁康以及一大批现象学研究同仁所发展的“心性现象学”以现象学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东西方心性思想，一方面试图揭显人类共通的意识或心性本质结构，另一方面则期待藉东西思想的互镜（Spiegeln）以寻求古今中西文明之“均衡”（Ausgleich）。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心性现象学是在“现象学的中国化”和“传统思想的当代化”这两方面进行着努力和推进。正是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触摸到现象学的切身的当下性，更可展望现象学的未来性！
“心性现象学”之谓，“心”为本心，“性”为本质。这里的“性”是复数，包括本性和习性。因此，“心性”是指“心之性”，而非指“心与性”。心性现象学根本上是关乎本心之本质的学问，亦即心之本性与心之习性的学问。
而对于心性现象学一个可能的诘问在于，这门学问专注于本心，而不关心社会规范与伦常教化，因此它是否是足够的？它是否还需要例如一门社会现象学或现象学以为补充？我想，这样的诘问既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不合理之处。言其合理是说，心性现象学的确不直接面对我们的社会规范与伦常教化，而是藉追问心性以探求物性，藉返回内在而反观世界，在此意义上，心性现象学既是本质的也是超越论的；言其不合理则是说，若在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本心、理解心性现象学，它是可以包含社会的以及的维度的。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或者首先不是本心与社会规范的对置，而是在两种不同的良心或道德意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即“作为‘良知’的良心和作为社会道德教育之内在化的良心”。耿宁曾追问：
如何从现象学上区分作为“良知”的道德意识与我们在他人对我们教育中习得的和通过“内在化”获取的道德意识？这种从外部以社会方式习得的道德意识促使我们去顺应我们社会的规范。在这两种道德意识之间有一个内在的现象学区别吗？是否还可以在通过社会化而产生的道德意识中辨认出这个意识的起源，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它区分于我们的“良知”？我们能否在这个通过教育而从外部习得的良心方面通过一种内在反思分析来辨认出：它就其起源而言是我们的意识，即那种对我们如何被那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他人所看待、评价、评判，以及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如何被他们所承认或指责的意识？这个社会良心所回答的是否是对我们来说最急迫的问题：他人如何评判我们的意图和行为方式，而同时我们在“良知”中则能够如王阳明所言立足于自己来区分善和恶的意图？我们在习得的良心中通过他人的“眼睛”学会了观看自己，这个“眼睛”还会保留在这个意识中吗？我们在王阳明那里看到，我们必须历经千辛万苦才能达到对我们自己“独知”的良知的信任，因为我们在通常的道德意识中所依据的是普遍的意见而且想得到它的承认。评论网
心性现象学所需面对和检省的首要问题恰恰是这些呈现于我们意识或本心之中的东西。社会现象学或现象学，只要它们仍然是现象学的，它们也就可以是心性现象学的。
其次是“现象学的中国化”。记得张志扬老师曾在《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三辑的编后记中说，“现象学”冠以“中国”或“汉语”之名还有许多路程要走。那是在2001年，如今18年过去了，如果心性现象学可以成为中国现象学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路标”，那它需要意味着什么？对观现象学的德国时期、法国时期和英美时期，如果我们可以谈论现象学的中国时期，首要之处在哪里？我想核心是在于我们可以贡献给现象学本身什么样的研究主题和问题意识，也就是全然不同于德国现象学、法国现象学或英美现象学的，我们中国现象学特有的主题和问题。心性现象学作为现象学中国化的一条可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道路，其突出之处首先就在于，它深深植根于我们自身的思想传统，它背靠着两千多年以来的东方文明，它不单单在印证着古今中西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更是在东西思想的互镜中发明或发现着我们的更为丰富、更为厚重的“本心”及其“道理”。就如同耿宁在其《中国哲学向胡塞尔现象学之三问》中已经做出的尝试那样，最终，这样的印证和互镜所裨益的始终是我们的精神生命本身。
再次是“传统思想的当代化”。就我粗疏的了解来看，百年来我们对于传统思想的当代理解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都与西方思想发生着关联，无论是以英美的实用主义为背景（比如当代的海外汉学）、还是以德国观念论（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作为会通之桥梁（这尤以港台新儒家为盛）、或是以德性伦理学作为诠释框架、抑或是晚近以交往理论与对话伦理学为底子构建所谓的儒家后习俗责任伦理，当然还包括以现象学的方式来关注传统思想（比如张祥龙先生的天道现象学）等等。在我看来，这种在传统思想的当代理解中与西方所发生的关联，主要是试图在汉学宋学之外寻求新的方资源，传统思想的当代化，核心在方法。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来理解陈少明先生所提出的“做中国哲学”这一概念的。它既是一种回顾性的反思，同时也是一种前瞻性的期待。心性现象学所努力的，正是以一种新的方法，摆荡在传统与当代之间，既面对传统思想的古旧文本，同时也面对当下时代的事情本身。尤其是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新时代里，心性现象学理当以其冷静和明晰，背靠其思想传统，提出自己对于时代的反思和洞见。
诸位朋友，围绕着“心性现象学”的主题，以倪梁康老师为代表的中国现象学研究者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
首先是在相关著作的翻译、编辑和出版方面。比如有耿宁的《心的现象》（北京：2012年）、《人生第一等事》（北京：2014年），倪梁康的《心的秩序》(南京：2010年）、《面对意识本身：现象学、佛学和儒学》（Würzburg, 2010年）、《心性现象学》（北京：2019年），张任之的《心性与体知》（北京：2019年）等研究著作和大批研究论文以及《东西方传统背景下的心性现象学》（银川：2018年）、《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北京：2019年）、《现象学视域中的东西方心性思想研究》（北京：2019年）等三部专题文集等；
其次是相关主题会议的组织召开。自2012年起，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联合海内外学术科研机构主办心性现象学研讨会。2012年4月，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现象学研究所主办、广西大学哲学系承办，在广西南宁召开了“第一届心性现象学研讨会”，其后在广东江门（2013年12月）、贵州贵阳（2014年11月）、高雄（2015年3月）、宁夏银川（2016年5月）、安徽合肥（2017年5月）、湖南长沙（2018年5月）、北京（2019年5月）每年召开一次主题研讨会，已历八届。此外，北京粉笔蓝天科技的CEO张小龙先生还捐资设立了“心性现象学基金会”支持和推动心性现象学的研究。自2019年起，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心性现象学暑期研习班”，以期聚会同道，共同覃思。
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
我们的研习班正是本此目的聚会师友，以“提撕精神、激发志趣、凝聚心志”。期待着在未来的一周时间里，我们一起聚而讲-学、爬梳文本、论道辩理，以期“道义相勉、学问相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