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了一个卖方分析师的基于场景的股权估值的数据集来调查分析师是否能估计出一个公司基本价值周围的状态依存风险（ the state-contingent risk）。研究发现在分析师的基于场景估值中，价差可以捕获操作风险，并且预测长期估值误差的绝对量和公司基本面的未来变化。本文同时指出，分析师的基本风险评估和预测能力会在金融危机过后得到系统改善，这与宏观经济冲击会提高分析师对企业系统风险敞口的意识相一致。
这篇文章采用高频数据，发现了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定期公告的禁运期间与知情交易一致的证据。E-mini 标普500指数期货的异常秩序失衡是在随后的政策方向中会出现，并且包含预测市场对政策公告的反应的信息。估计的知情交易的利润可以论证地说是很大的。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证据表明知情交易先于FOMC开始之时或者封锁期间出现在非农就业数据、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公布之前。
本文检验了这样一个假设：对冲基金经理利用他们与那些游说者的联系获得证券交易中的信息优势。这篇文章采用的数据是1999年到2012年长期股权持有者和与对冲基金有联系的说客，结果表明当性对冲基金与说客有联系时，其表现每月会比被动基准高56-93个基点。更进一步来说，当STOCK(Stop Trading on Congressional Knowledge)行动生效后，有关基金的业绩表现会显著下降。本文为金融市场上信息的传递以及这些信息的价值输向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了证据。
Barberis，Shleifer和Wurgler在2005年提出的遵从指数增加的股票过度联动的证据和Green和Hwang在2009年提出的股票分割理论挑战了传统的金融理论。作者研究发现这些文献关于过度联动效应的经济量提供的信息非常少，并且还含有对不相关因素比较敏感的系数。本文采用稳健的一元回归和匹配控制样本，几乎可以消除超联动效应。在两个案例中，股票先于事件前表现强劲，类似于动量赢家。最后文章证明了赢家股票的Beta值会增加，并且会产生很多明显的超联动效应。
本文研究在一个大型国家退休计划中对默认选项反应的异质性，同时关注个人决策方法和他们的经济、人口特征。对调查计划参与者的分析表明，拖延症和认知闭合需要是默认值选择可能性的重要决定因素。这篇文章还探究了默认值的一个重要含义：那些选择默认值的人会显著地更可能随后表达出进入一个不同计划的愿望。这种改变计划的愿望也与众多经济和决策特点（包括拖延症）有关。
货币市场基金对短期融资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它依靠基金发起人的自愿支持来维护稳定的股份价值。本文作者创建了一个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赞助商支持是如何影响行业的脆弱性和监管的。不良资产冲击会导致货币市场基金进行资产清算。评论网当资产市场的流动性是有限时，如果更多基金被清算那么资产价格会更低。反过来说，资产价格更低会使得赞助商的支持代价高昂，甚至会导致很多资产清算发生。这种反馈导致了赞助商决策支持的互补性。基于对模型的深刻见解，作者得到了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监管的内在含义。
这篇文章分析了在危机和相关的信贷外溢效应期间银行的证券交易。使用一个专有数据集，包含银行级安全级别的投资，连同2005到2012年来自德国的信用等级数据。研究发现，在危机期间具有更多交易的专门知识的银行会增加证券投资，特别是那些有很大价格下跌、有最大影响的低利率和长期的证券。而且，交易银行减少他们的信贷供应，并将信贷紧缩绑定在公司层面。对于更高资本水平的交易银行来说所有的影响是更加明显的。最后，银行使用中央银行流动性、政府补贴如公共资本重组和隐性担保来支持证券交易。总的来说，本文结果显示了一个通过银行交易行为的外部性，它产生于证券市场在信贷供应上的减价出售。
本文考察了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卖空交易几分钟前、期间和之后的回报、订单流和市场条件。最后发现了两种不同的卖空类型：提供流动性的和需求流动性的。提供流动性的卖空在当天是很强的反向投资者，当买卖价差非常大并且面临更大的逆向选择时他们会进行交易。当买卖价差较小并且倾向于遵循短期价格下跌趋势时，流动性需求方会进行交易。这些结果支持了竞争理性预期模型：当做市商和知情交易者卖空时，这就表明这两种卖空类型对于价格发现和流动性供应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调查了79位私募股权投资者，他们管理的组合资产超过7500亿美元，涉及领域包括公司估值、资本结构、公司治理和价值创造。投资者主要依靠内部回报率和倍数来评估投资行为，而他们的有限合伙人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绝对的业绩表现上而不是风险调整后的回报。资本结构的选择同样是基于最优的权衡和市场时机的考虑。PE投资者期望给投资组合公司增加价值，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提高增长率，而不是降低成本。本文也探索了这些PE投资者在具体的公司策略中会采取什么行动以及那些策略与公司创始人的性格特点之间有什么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