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起，将改革范围扩大至全国。本文以改革前后资源税实际税率的变动为研究切入点，建立企业生产函数模型，结合企业在石油石化产业链中的不同位置和资源税改革对企业的不同影响机制，分别讨论改革对上下游企业的影响。在实证方面，本文将原油和天然气资源税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发现资源税改革显著降低了上游企业的盈利能力，但对下游企业的盈利能力则没有显著影响；资源税改革的影响是稳健的，不随估计方法、对照组、样本期、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变动而发生实质性变化。
【摘要】本文基于流量和存量双重维度的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框架，建立KMV修正模型来开展债务管理新政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研究。研究发现：如果不考虑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置换问题，2015年和2016年各省（市、区）在偿债能力保守的情形下取值时，债务违约风险较高，中、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债务违约风险要普遍高于东部地区，并且相比一般债务，各省（市、区）专项债务的违约概率要更低；如果考虑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置换问题，从短期来看，债务置换的确能够大幅降低各省（市、区）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置换并不会从根本上消除各省（市、区）债务的偿还责任和可能存在的违约风险；2017—2022年期间，不同偿债能力增长率变化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有着不同的动态影响，可流动国有资产变现和财政可担保收入的影响较大，基金可偿债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在基于政府预算计划的既定偿债能力增长情景下，相对于债务平均偿还期限为3年的情况，债务平均偿还期限为6年时，现有政府偿债能力能够大致覆盖当期预算设定的实际债务余额限额，由此测算的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安全规模有较明显提升，债务偏离率与违约风险则显著降低。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金融资产已经成为实体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价值的创造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不同持有动机下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在整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价值，对于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公司，企业金融资产比重与企业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对于市场套利动机越强的公司而言，企业金融资产比重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研发投入和资本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显著抑制了企业经营业务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后，本文针对“脱实入虚”“实体部门金融化”等现象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本文以中债资信的成立为研究背景，分析了中立评级机构的进入对发行人付费评级质量及债券市场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债资信给出更低评级的现象展开，主要发现：在发行市场上，中债资信给出较低主体评级的发行人所发行的债券，体育评论发行成本较高；在交易市场上，中债资信做出评级后债券收益率升高，且具有长期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债资信市场份额较大、影响力较强的行业中的公司，其发行人付费评级水平较低，评级虚高的问题得到抑制；而且，抑制效果产生的原因是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的声誉机制，而非学习机制。
【摘要】企业一旦发生债务违约，企业以及相关主体利益都会受到重大损害，而作为专业人士的审计师能否提前做出反应显得至关重要。本文选取A股上市公司2001—2015年的债务违约数据，首次系统研究债务违约曝光前后审计收费的变化。研究发现，在公司债务违约曝光之前，审计师已经提前做出反应，提高审计费用；在债务违约曝光之后，审计师还会继续进行反应，审计费用进一步提高。审计师提高对债务违约公司的审计收费，主要是基于对会计信息质量和审计风险的考虑。综上表明，审计师对公司债务违约风险具有敏感性和谨慎性，能够先于债务违约曝光事件进行反应。这对于认识和发挥审计师的债务风险预判能力具有重要启示。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师市场地位和公司违约严重程度均会对审计师反应的及时性产生影响。另外，审计师对国企债务违约曝光并不敏感，说明我国债务市场确实存在政府隐性担保的现象，损害了审计师对国企债务风险的恰当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