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社会》是著名日本管理学家、“策略先生”大前研一近期出版的社会观察类畅销名作，书中针对日本当下的社会经济现状和特点，将其他发展成熟的国家尚未遇到的社会问题，概要性地归结为一个词，“低社会”——人口减少、超高龄化、失去上进心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国民持有大量的金融资产，企业也有高额的内部准备金，体育评论却未能有效运用资金，无论是货币宽松政策或公共投资，无法提升消费者信心，撒钱政策亦无力振兴经济……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英国《经济学人》评其“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日本战略之父”。并认为是亚洲国家唯一可与彼得‧德鲁克与汤姆‧彼得斯比肩的商业管理思想大师。
1943年出生于日本福冈。日本早稻田大学应用化学系毕业，其后获东京工业大学核工学硕士、麻省理工学院原子力工学博士学位。曾任日立制作所原子力开发部工程师，1972年进入麦肯锡顾问公司，历任总公司资深董事、日本分公司社长、亚洲太平洋地区会长。1994年离开麦肯锡，其后仍以全球观点及大胆创见，为国际级企业及亚洲国家提出建言。曾先后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院教授，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2005年，创建商业突破研究所大学（Business Breakthrough School， BBT），并担任校长，致力培养日本未来优秀人才。
前些日子，从长野县停车场经营者那里，听闻了颇耐人寻味的一段话。停车场投币机里投入的纸币币种，经济景气好的时候，10000日元纸币和平整如新的纸币居多。经济景气不好的时候，1000日元纸币或100日元硬币以及皱巴巴的纸币居多。景气不好不坏的时候，则是5000日元纸币和500日元硬币居多。这就非常有趣了。而2016年的夏季，10000日元纸币和平整如新的纸币奇少，1000日元纸币和100日元硬币，甚至是10日元硬币和皱巴巴的纸币奇多。这是包括崩溃后的1990年代以及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经济危机在内，从未有过的现象。
虽然2013年实际GDP增长率为2.1%（全年为1.6%），但在增加消费税后的2014年4—6月期间，换算成年率实质减少7.1%。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民间主要的经济学家们在同年度7月调查中预测，调高消费税的快速实施及反弹作用，将使GDP减少4.9%。但实际的跌幅却大大超过了预期值，其结果显示了日本经济的急度减速。另外，在同年度10月调查中，经济学家们又预测7—9月期间，实际GDP以年率换算将平均上扬3.66%。但这回又大大颠覆了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换算成年率的结果，则是萎缩了1.9%。接着在11—12月期间也是如此。经济学家们在2015年1月调查中，预测经济增长将由负转正，GDP修正为增长3.4%。但其结果只增加了1.5%，虽然GDP时隔三个季度转为正增长，但与事前的预测值相比，下挫近二个百分点。
比如，经济学家们分析，2014年4—6月期间GDP大幅下挫的原因，是因为调高消费税前，消费者大量消费后的一个市场反弹的结果。但我认为其理由并不限于此。同年9月，从日本央行公布的全国企业短期经济观察调查来看，显示企业景气状况的业绩状况判断指数（DI），从6月份开始调查后就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就其结果，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在10月份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加以说明：“比预想的要好。业绩状况判断指数维持在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上。”他并表示“景气持续处于回稳的基调，消费也朝稳态推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当时零售界的两强永旺（AEON）和7&I控股公司（Seven & i Holdings），在2014年8月发表中间决算报告。报告显示两家企业的超市业务都呈萎缩状态。同年9月，四家大型百货店的营业额，除了三越伊势丹，其他三家都低于去年同期。就算偏袒而言，景气也最多是原地踏步，手头紧，消费低迷则是显而易见。
尽管如此，安倍首相在秋天召开临时国会上的施政演说中，仍然不忘强调安倍经济学的效果：“有效招聘倍率（理论上招聘倍率可以反应统计周期内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当招聘倍率大于1，说明职位供不应求；如果招聘倍率小于1，说明职位供大于求。）达到了时隔22年的最高水准。”“今年春季，许多企业将会上调薪金。”另外，安倍首相还进一步主张经济的“良好循环论”：“股票上扬与消费相连。消费有所增加，企业收益就有所提高，薪金也因此上调；而薪金上调，消费就进一步增加”。显然，想藉由“良好循环论”将安倍经济学正当化。但问题在于，日本与美国不同。日本人个人几乎不持股票。所以因股价上扬带动市场良好循环这个现象，至今没有出现。而因股价上扬薪金也上调的说法，也是首次耳闻。恐怕只有压低薪金，企业收益有所提高，股票才能上扬吧。
即便如此，安倍首相仍然在国会大选时，持续主张安倍经济学，并打出“唯有这条路”的宣传口号，选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原本，许多自民党议员为了阻止被“增税派”的财务省“劫持”而主动计划大选，但从结果看则演变成了对安倍经济学投上信任票的大选。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日本经济终要步入真正的危险水域了。
为什么说是危险的？一言以蔽之，原因在于安倍首相无法理解目前日本经济直面的根本问题。而一直主导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智囊们也有责任。担任内阁官房的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浜田宏一，静冈县立大学教授本田悦朗，还有特地受邀来日本、并被引见给安倍首相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因他们提出通膨目标论等误导性政策，招致经济的大混乱。
因日本央行的“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日本一直处于异常的资金过利状态中。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以惊人的低利率就可以向银行。明明所谓的资本成本如此低廉，却没有人向银行。此外，个人金融资产约为1700万亿日元，企业内部保留金约为380万亿日元。即便有如此雄厚的资金，但就是不想使用。这就是问题所在。
针对我提出的“低社会”等话题，读者当中或许会有人认为，如今日本景气不好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是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题。或许还有人这样认为，经过“失去的20年”，在长期的通缩状态中，由于便宜的商品到处随手可得，便无需购买高价商品，这样就必然导致以低价格、最少量的物品，就可以维持生计了。不过，在日本出现的这种现象，并非是暂时的。
诚然，日本已经不可能重拾曾经的高度成长期或像时期的好景象了。但是，低的形成，不单纯是景气不好的原因。在上调消费税和“安倍/黑田泡沫”下，通货紧缩也逐渐转向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导致物价上涨也随处可见。因此，也并不全是通货紧缩造成的低。更进一步说，我无意指责年轻人低下。年轻人无欲本身，如同本书所解析的那样，从某种层面来看，也是合理的选择。不过，值得思考的是，身处这样的社会，日本企业和个人应该如何应对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