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中国学术界对于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经历了兴起、成长和壮大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关系的研究范式也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在研究视野上从聚焦双边关系到注重多边背景；在研究角度上从偏重美国到中美并重；在研究取向上从关注利益关系到重视力量对比变化的作用；在研究偏好上从侧重合作到兼顾合作与竞争；在分析逻辑上从重视体系因素对单元互动的塑造作用到关注单元互动对体系层次的影响；在研究的着力点上由聚焦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到关注各自国内、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在研究方法上从实证研究到注重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中美关系研究范式的变化折射出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及双边关系的变化，包括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环境的变化、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立足点的变化、中美互动模式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对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变化。中美两国自身和两国关系的变化也反映出后冷战时代国际正在经历的一系列重大调整，诸如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东西方互动态势的变化、全球治理问题的突出以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变化的加速。
冷战结束后，在构建何种国际体系上的分歧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矛盾的源头，其中涉及双方各自的身份认定及价值理念、权利的分配、对东欧和原苏联地区的安排以及双边合作的方式和侧重。国际金融危机后，俄罗斯基于国际局势进入新调整期的认识，凭借得到一定程度恢复的国力，加大了反击西方国家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力度，逐步形成了以保守主义为指导、以“修正主义”和塑造议题为基调、以混合战争为手段的与西方国家对抗的政策体系。在争夺国际秩序建构和议题塑造的主导权的斗争中，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均兼具“维护现状”和“修正主义”的双重身份，它们相互间的对立导致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呈现出“新冷战”的迹象。然而，源自“战略冲动”、以“无规则”为特征的“新冷战”未必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本意，也不符合它们的需要。紧张、敌视和互不信任的外部环境无助于解决双方的内部矛盾，而这些内部矛盾又会使对方产生更强烈的施压企图，从而陷入恶性循环。评论网
“一带一路”已经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探索全球治理模式的重要实践，是中国在新时期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但是关于“一带一路”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侧重讨论了其中不同的方面。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涵盖了器物、制度和观念等多个维度，它与全球治理的互动是复杂多样的过程。而且，现有治理体系的制度形态和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者之间的互动模式。基于这两个要素可以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从而对二者互动的各种可能情况进行类型学的分析。从中可见，“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初始理念相互契合，嵌入其正式制度之中，而非形成“平行制度”；但是与西方权力较为集中的非正式制度之间却存在明显紧张的竞争关系，存在较大创新空间。“一带一路”建设应在该领域深入探索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具体途径。
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已经受到很大的重视，正在迅速发展之中，但有不少问题需要厘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地区研究（即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蓬勃发展，这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可资比较的对象。地区研究经过此后二三十年的发展和沉淀，制度化为美国各大学（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有关智库）内的体制性架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现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繁荣将会在21世纪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但也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区域国别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同社会科学学科性研究相脱离的，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除了可以深入理解一国或某个地区外，还在于有可能从中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或学说，格尔茨的文化理论和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等均为显例。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性，尤其是中国过往40年的发展经验，在中国研究中同样孕育着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的可能性。
“关系转向”是近年在东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共同兴起的学术现象。但是东西方学术界并未就关系主义研究开展有效对话，研究者更加关注东西方“关系转向”的不同渊源和差异性，从而对全球性“关系转向”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及其学理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全球化、科技和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现实的世界日益呈现出高度互系和流动的特征，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原子式的实体主义本体论越来越脱离世界的现实，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推动东西方学者共同转向“关系本体”。超越东西方文化壁垒、推动全球性关系主义研究是关系思维的内在要求。坚持关系本体，反对实体主义世界观和研究路径是东西方“关系转向”的共同基准线，也是超越东西方分野、推动全球关系主义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坚持和贯彻关系主义的本体论自觉就是要求在研究设计中避免“物化”和“二元对立”的实体主义认识论倾向，坚持关系世界的永恒变化性以及关系世界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内在的联系性。
武力冲突中的冲突双方在选择第三方调停和双边协商这两种相似的冲突管理战略时遵循着相反的战略考量。当前，以和平方式管理冲突成为结束武力冲突的主流。而在冲突管理的诸多战略中，相较于性冲突管理战略，非性冲突管理战略又更为普及。但是，同属于非性战略，为什么有些冲突双方选择了第三方调停，而有些冲突双方选择了双边协商？这是当前研究中未曾得到系统回答的问题。从国际关系研究中不确定性机制的视角看，冲突管理开始时冲突双方对对方继续冲突决心的不确定性水平高低是导致冲突双方在第三方调停和双边协商的选择上产生分野的直接原因。冲突双方力量差距、冲突中冲突双方政权更替情况以及冲突已产生的沉没成本是测量和评估冲突双方对对方继续冲突决心的不确定性水平的三个重要因素。当冲突双方力量差距较小，冲突双方中一方以上发生或即将发生政权更替以及冲突管理开始前冲突的高沉没成本，都将使冲突双方倾向于选择第三方调停；反之，则选择双边协商的可能性更大。
自“重返亚太”以来，美国的亚太联盟凝聚力整体得到强化。但出现的经验困惑是：为什么在美国强化亚太联盟的共同背景下，美日联盟、美韩联盟以及美澳联盟凝聚力的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单极体系下联盟安全合作的动力是获益，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博弈空间最大，因此，盟国间应对联盟对象国的战略行为匹配程度决定了联盟凝聚力的变化。通过对美日联盟、美韩联盟以及美澳联盟的比较研究发现，三组联盟战略行为匹配程度的差异性导致其凝聚力强化程度的差异性，战略行为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牵制中国的效果。在对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变化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政策启示是，随着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战略”取代“重返亚太”战略，中国需警惕未来美国的亚太联盟发展成一个高度团结的制衡性联盟体系，且需更加合理地使用对抗和安抚的战略手段，增强或维持美国与其亚太盟国应对中国的战略行为的分歧，使美国亚太联盟凝聚力保持在较低水平，以化解美国“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对抗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