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方针失误，亚洲英文周刊时代结束，还是报业集团内部整合？无论如何，一家58年历史的亚洲英文周刊告别读者
卖了十多年《远东经济评论》(以下简称《评论》)，周感到纳闷：这份零售价40港币、往常几乎无人问津的英文杂志，最近几天居然卖掉了好几份。他还不知道，11月4日号已成为《评论》的绝唱。
10月28日，《评论》的发行人及全资母公司、总部在美国纽约的道琼斯公司(Dow Jones & Company)宣布：拥有58年历史的《评论》即将改版，由周刊改为月刊。为此，道琼斯负责海外业务的高级副总裁凯伦豪斯(Karen E. House)专程来到香港，向《评论》员工宣布这一消息。她说，改版后的月刊将是一份“由亚洲领袖撰写”的学术性刊物；月刊将于今年12月重新面市，并保留《远东经济评论》的名称。
道琼斯香港的发言人娜迪亚斯托尔(Nadia Stoyle)对《财经》说，《评论》旗下的80名员工——包括32位记者编辑和48名业务人员，已被辞退。
从表面上看，这份素以深度经济报道而闻名的新闻周刊骤然离去，即使在其诞生地及总部所在地香港，也没有产生什么波澜。“没有轰轰烈烈的退场，只有一丝微弱的哀鸣。《远东经济评论》就此辞世。”《评论》前主编、现居香港的专栏作家菲利普鲍林在香港《》发表文章说。
《华尔街日报》、《远东经济评论》和《亚洲华尔街日报》并列为道琼斯旗下三家主要平面媒体。从市场反应看，投资者对《评论》改版评价积极。10月28日消息发布当天，道琼斯的股票(NYSE：DJ)均价为43.80美元；此后一路上行，至11月5日达45.12美元。
《评论》停刊消息传出，表面的平静并未掩盖读者及员工中弥漫的不满——这样一份历史悠久、风格鲜明的刊物，怎么会沦落到“关门大吉”的地步？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鼎盛时代，《评论》曾被公认为亚洲最有影响、最权威的国际性新闻期刊之一。它在亚洲一度拥有15个记者站，100多名记者编辑。对于亚洲重大的新闻和金融、公司丑闻，它从不吝惜版面；在意识形态和东西方关系等问题上，《评论》一向标榜多元化和中立立场；由于其报道经常涉及敏感的经济话题，也常常处于争议的核心。
1989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因《评论》对其政策的批评，以“诽谤罪”将后者告上新加坡法庭。1997年，《评论》记者内特泰尔深入柬埔寨北部红色高棉腹地，独家报道了“人民法庭”对波尔布特的审判，轰动亚洲。
58年来，《评论》对亚洲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新闻本身，这从其撰稿人队伍可见一斑。如著名亚洲事务作家大卫波纳维亚(已故)和依恩布鲁玛，后来成为《亚洲周刊》创始人的T.J.S乔治，以及现任里昂证券新兴市场董事长的顾家利(Gary Coull)。另外，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东南亚旅馆业巨头、悦榕控股(Banyan Tree Holdings)主席何光平，当年都是《评论》旗下的记者或编辑。
一些对道琼斯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家认为，《评论》持续亏损的原因不光是外部竞争。“它失去了最重要的高端市场的订阅读者，因为他们发现《评论》已经乏善可称。”该杂志前主编菲利普鲍林接受《财经》采访时说。
菲利普鲍林1973年加入《评论》，1988成为第四任主编，直至1992年因与母公司道琼斯意见不合而被解职。他后来成为《》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专栏作家。
鲍林提出的“因利润而牺牲新闻”的典型例子之一，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李光耀起诉《评论》前后，由于新加坡政府的严格限制措施，该刊在新的全国发行量只有区区数十份，如此持续四年多。而在早先，新加坡占了《评论》发行市场约15%的份额。鲍林声称，道琼斯后来从利润出发，允诺减少批评文章，才得以重新进入新加坡市场。
批评者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道琼斯对于《评论》的“可读性”的改革。《评论》在7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自己的记者，在新闻内容上完全依赖外部撰稿人和通讯员。编辑对撰稿人的选题、篇幅和写作风格等给予很大的自由。尽管有时读者抱怨《评论》的深度报道冗长艰深，但这也是它的特色之一，众多专业读者亦乐此不疲。
而道琼斯入主后，要求记者们的报道更加简单易懂。《评论》还向亚洲本地的新兴英文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大幅订阅折扣，并在宾馆和航班上免费散发。这样，它不得不增加轻松、时尚的内容，而与其原本风格大相径庭。
香港浸会大学的黄煜副教授将这一矛盾概括为“精英路线”与“大众路线”的冲突。他说，《评论》原有的读者群，是亚洲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官僚和财经体制的成员，多年来具有相当的连续性；而道琼斯的改革降低了杂志的口味，失去了老读者。
但现实已很难假设。对于道琼斯公司的决策者们，关于内容的争论已经过去，无法回避的是如何面对连年的亏损。在形势逼迫下，改版首先是一个商业决定。
道琼斯公司解释说，由于广告收入下降，《评论》在最近六年连续亏损，发行人为避免损失扩大，不得不将周刊“叫停”。
道琼斯年报显示，最近10多年来，《评论》的发行量一直在9万至10万份间徘徊，最近三年更连续下跌——2003年比2002年锐减7000份，为90127份；到今年上半年，读者付费购买的发行量只有87500份。《财经》无法从道琼斯的财务数据中获知《评论》的具体亏损数额，但香港业界人士估计，它最近几年每年亏损600万美元左右。
“我们的确曾努力让它(《评论》)在商业上成功。”道琼斯在纽约的发言人艾米沃尔夫凯尔对《财经》说。
在此，不能不提及道琼斯入主的历史。1946年，《评论》在香港创刊；1973年，道琼斯公司购入《评论》40%的股份；1987年，在澳大利亚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即将购买《》全部股权之际，道琼斯根据此前签订的一份协议，以手中的《》的少数股份换取后者手中掌握的《评论》的多数股份，从而成为杂志的全资母公司。
当年，国际著名媒体集团道琼斯的入主，曾令《评论》内部许多报人为之自豪。而从入股40%到全资买入，道琼斯显然也将《远东经济评论》视为夺取亚洲媒体市场的重镇。此后，道琼斯大举招兵买马，对《评论》展开从内容到市场策略的重构。
互联网的崛起不容忽视。在版权意识较为淡薄的亚洲市场，互联网作为信息提供商的角色更为强势。香港的一位媒体经营者叹道：“现在是一个全球印刷媒体都很困难的时代，是一个‘不当老大就难过’的时代。”
在向原《评论》员工的书面声明中，道琼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彼得卡恩感叹道：“地区性新闻周刊的时代行将结束。”他说，互联网等其他提供实时新闻与分析的媒体日益发达，在内容上形成激烈竞争；加之广告业务越来越多地流向全球性媒体和其他本地媒体，把《评论》这样的地区性媒体逼上了绝路。
“对一份区域性的英文新闻周刊来说，亚洲是非常困难的市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道琼斯亚洲高级管理人员在香港对《财经》说。环顾目前的亚洲英语周刊市场，《评论》曾被认为是“硕果仅存”；而像《经济学人》、《时代周刊》、《商业周刊》这样的全球性杂志，涉足亚洲只为了吸引更多的广告，根本不在乎局部的亏损，因为他们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卖得很好，很赚钱。
在恶劣的经营环境下，道琼斯必须在两家亚洲英文媒体中作出选择——要么是《亚洲华尔街日报》，要么是《远东经济评论》。
一些评论家指出，道琼斯当年收购《评论》也许就是最大的错误：道琼斯自己在亚洲的拳头产品、创刊于1976年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其报道内容与《评论》存有部分重叠，广告则形成内部竞争。
他们说，在市场广阔的早期开发阶段，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或许可以容忍内部交叉竞争，以求总体占领市场份额。但随着市场成熟，大型报业集团内部均为旗舰产品与小型补充产品并存的局面。道琼斯公司在自己的母国市场美国，也并未出版与旗舰《华尔街日报》进行竞争的产品。
“建立旗舰极为不易。你必须维护旗舰，内部不能有竞争。”曾执掌一家美国媒体咨询公司的分析人士说。
道琼斯CEO卡恩的声明也似乎印证了这种态度。他说，《评论》的改版有助于“整合公司的精力与资源，促进《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发展，巩固它作为道琼斯亚洲旗舰的市场领导者地位”。
其实，道琼斯公司年报显示，《亚洲华尔街日报》日子也不好过。它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与《评论》一样，连续三年下跌，2003年的发行量只有76843份。分析人士认为，《亚洲华尔街日报》每年的亏损额可能达到700万美元。
2001年11月，道琼斯为减少开支，整合了《亚洲华尔街日报》和《评论》的记者队伍，并裁员38人。一些业内分析人士对此举大不以为然：同为以报道亚洲财经新闻为主的平面媒体，《评论》的记者现在还要负责给《亚洲华尔街日报》撰写稿件，利益冲突加重。日报的核心地位，无疑会导致《评论》被边缘化。
一个媒体集团在同一个市场拥有两家竞争媒体最终失败的情形，使人想到当年美国时代华纳集团购并而后关闭《亚洲周刊》。
1975年，体育评论原《评论》旗下的编辑TJS乔治和迈克尔奥尼尔自立门户成立英文版《亚洲周刊》(Asiaweek)，与《评论》对垒。
自1985年起，时代公司(Time Inc.，后来的时代华纳集团)一直是该周刊的股东之一。尽管《亚洲周刊》与《时代周刊》自己的亚洲版构成直接竞争，但时代华纳集团仍在1994年取得了对《亚洲周刊》的完全控制。由于连年亏损，在股东的压力之下，时代华纳不得不在2001年关闭《亚洲周刊》。
道琼斯也最终作出了选择。虽然今年10月28日宣布的是“改版”，但媒体业内人士看来，这基本上等同于“关闭”。
道琼斯为何不选择出售《评论》以挽回部分损失？道琼斯纽约的发言人没有正面作答。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黄煜对《财经》说，近年来对《评论》不乏出价的买家，但道琼斯宁赔不卖。一方面，财经报道本是道琼斯的强项，“出售《评论》会令道琼斯面子上过不去”；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出自商业利益的考虑——道琼斯不会放虎归山，让《评论》在同一市场再度与《亚洲华尔街日报》争抢读者和广告。
收购《评论》曾是道琼斯进入亚洲的重要棋子，如今放弃《评论》的同时，也意味着这家媒体集团的亚洲战略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11月2日，《财经》编辑收到一封来自新的《评论》月刊主编休果莱斯托的电子邮件。他原来是《亚洲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编辑。在这封向亚洲同行“打招呼”的邮件中，莱斯托说，《评论》月刊将于12月17日面世，主要发表亚洲、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学术性文章，风格与美国《外交季刊》类似。“我希望它成为有关亚洲重要话题争鸣的论坛，体现各派观点。”
此前，道琼斯公司曾宣布，新的《评论》包括莱斯托在内只有两位雇员，仍将在香港印刷，但莱斯托和他的副手有可能把办公室设在北京。“中国的发展与变革是亚洲最令人感兴趣的故事之一，我们的读者也一致要求对中国更深度的报道。”道琼斯发言人艾米沃尔夫凯尔说。
尽管观察家们对失去了报道队伍的《评论》前景不太看好，但道琼斯公司在亚洲的其他业务仍表现出积极扩张的趋势。
道琼斯公司香港新闻发言人娜迪娅斯托尔对《财经》说，除了努力维持《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地位，公司还将扩展道琼斯通讯社、道琼斯指数、CNBC亚太电视，以及道琼斯与路透社合作的Factiva财经新闻服务等其他业务。今年1月，道琼斯宣布将与印度出版业巨头班奈特科尔曼公司合作出版《华尔街日报》印度版。
近几个月来，道琼斯对中国的投资尤为活跃：8月下旬，它在上海成立了一家独资广告公司，帮助中国企业在其旗下平面媒体上做广告；10月中旬，它与中国公司合作推出了覆盖沪深两地股票市场的“道琼斯第一财经中国600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