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网友爆料，著名CSSCI期刊《东南学术》2016年第一期发表了奇葩文《〈资本论〉越读越爱，不读不爱》一文，署名作者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胡培兆教授和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邹文英副教授。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大经典,是千年伟人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蕴含丰富的科学知识宝藏,令人越读越爱。但对《资本论》,要以唯物史观历史地读、现实地用,既要防止本本教条陋习,也不能有虚无主义倾向,更不能妄加穿凿附会。不同历史时期读《资本论》有不同的目的和任务。过去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的绝对贫困中,学习《资本论》是为了进行无产者;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习《资本论》是为了改革,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断调整好经济关系,以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繁荣,增进人民福祉。
但是最奇葩的当属《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2016年第一期编发的论文《梦中的“王马”——对古今“奇人”跨时空的对话与互证》，署名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钱明教授和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学生鲁垚。这篇论文的基金来源是贵州省高校社科基地贵阳学院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基地项目“日本阳明学的特质与问题”(JD2014168)。
诸君莫急，先来看一句话，我保证不会雷倒你：“在马云的骨髓里有王阳明的DNA，马云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阳明基因转换和重组的结果。”
2015 年我们也想圆一个梦，一个关于“王马” 的梦。此“王( 阳明) 马( 云) ”非彼“王( 健林) 马 ( 云) ”非彼“王( 健林) 马( 云) ”。此“王马”可谓 古今浙江两个颇具代表性的“奇人”。“奇人异象”②，王阳明与马云，相隔数百年，一个是创造思想财富的大师和圣人，一个为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匠和偶像。两人处在不同的时空界域中，表面上看实在无可比性可言，可是在我们的“梦”中，却被 硬生生地捏在了一起，组合成一个新名词———“王马”，原因即在于两人的经历、思维方式等有诸多可比性，两人的价值对浙江乃至全国都有巨大的正能量作用。本文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两位“奇人”跨越时空式的对话与互证，以达到古今比较、启迪当下的效验。惟其距离太远，不可比性要大于可比性，故而只好在“梦中”把他俩放在一起考量，合在一起说事，用“梦”来拉近两人的距离，用“梦”来链接两人的“奇缘”。
这两篇文章文一经披露，引发众多网友嘲讽。微博用户@文通史不通 说，“越读越爱，不读不爱。想起一句歌词，不得不爱……”而关注学术资讯和学界轶事的微信公号“子扉我”则刊文认为，“C刊今为学术重器，却在学术版面刊登此类文章，令人一叹。”“有的书让人越读越爱，有的论文让人越读越想哭。”
抄袭造假、虚假引进、学术、买卖论文等学术在中国学界盛行，监督约束机制在权力和市场的扭曲下失效，大学没有自由的精神，学者没有独立的思想，反而沉沦堕落，丧失基本的学术道德和伦理，导致学者不重学术重权术，大学不重教学重创收。尽管中国学术经费上升，但由于根本体制不变，成效并不显着。必须防止学术竞争力继续削弱，以免动摇中国发展根基。
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正被猖獗的学术快速腐蚀。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以求真为灵魂的学术研究与创新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学术竞争力也成为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中国公众对学术界没有更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也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激愤，因为学术早已像癌细胞一样，渗透到中国学术界各个器官甚至大脑神经，不但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创新能力，而且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发展根基。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丘成桐对亚洲周刊说：“美国学术界看重公平的原则，学术评审的标准是绝对公正客观的，因此学术成果能精益求精。为什么哈佛、普林斯顿、史丹福大学能有一流的学术成就？因为他们的学术环境自由、竞争公平、有能力就有庞大的资源支撑，这样公正的环境才能吸引世界各地的尖子，成为了世界的学术中心。相国院士为了不损害既有的利益，以人治方式进行评审，那永远不会有好的学术成就。”
近年来丘成桐不断批评中国学术界，指出了中国学术的命脉所在。没有学术自由，没有独立精神和公平竞争，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学术和领先的科技。已去世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当年说：“我以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主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大学不仅是学术科研的中心，也是学术精神的承载地。时期的北大，秉承蔡元培“兼容并蓄”的办学思想，开创了一个学术自由、思想活跃的辉煌时期。
一层是行政权力，第二层是由此产生的人际影响力。前者的主体是院士。“院士”在中国学术界，是个皇帝般的字眼。作为法定的“最高学术权威”，他们掌握着绝大多数学术资源的分配，包括科研经费、研究基金的发放、学术奖项的评审等等。中国传媒大学一位教授说：“院士的荣誉是终身的，而且没有监督，任人唯亲是一定的。谁与院士关系好，谁的项目就能批下来而获得经费。这也是为什么北京的高校总是比地方院校拥有多得多的科研经费。”
这位教授所说到的，就是院士的行政权力进而带来的人际影响力，这层无形的权力通过各个校长、院长、所长、会长扩散，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由于中心、学术中心的特殊地位，北京也成为这个权力系统的中心。一位博士生导师向亚洲周刊讲述了与北京高校争夺经费和项目的不易，“做学术也要讲人情，实力不是唯一的标准。如果实力差不多，那就看个人关系了。北京的资源多，提拔亲信也就多。每年教育部拨款的科研经费，北大清华一定是拿了大头，其他学校加起来也就只能吃点剩饭。缺少经费，科研项目就少，科研能力就弱，下一年争取经费就更难。这是恶性循环啊，想要跳出来，捷径就是人际关系”。
这个庞大而直接的权力系统，具备产生最根本的条件：缺乏监督。院士是终身荣誉，并没有监督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去验证院士们的决定。那么，既然做学术离不开资源，取得资源离不开权力系统的点头，正如丘成桐所言，学术，往往就简化，或者复杂化成了权术。
中国的学术生态正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着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现在培养的十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所以，我预计二十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
始终不愿公开姓名的教授说：“在中国，斗争、是很可怕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我们知道。我只想安安静静做学问，不想被卷进这些斗争，也不想得罪人。”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学的逐年改革，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基本都以合同制与学校签约。而每年教师们也必须通过一些考核，才能与学校续签合同。对教师的考核通常包括在规定时间内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完成的教学任务如何、每年完成多少个课题项目等等。这些考核项目也直接与工资挂鈎。
以北大为例，北京大学正教授的基本工资是5000元，但据大学内部人说，多数教授的每月收入有至少五万元。“
现在大学老师的基本工资都不高，主要收入都来自发表论文，或者拿到项目的经济奖励。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奖金可以高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如果自己的课题申请到了科研经费，收入也会很可观。原则上，申请到的经费应该投入科研，但普遍现象是，教授跟国家申请的经费要比实际需要的多百分之十五左右，多下来的这部分可以补贴实验室，也可以当作自己的收入。但是，如果没有项目和论文，那么不但没有收入，严重的话连自己的实验室都养不活，甚至还会被降职。”
所谓“争项目”，也就是教授提到的“申请经费”，中山大学的一位陈姓研究生这样告诉亚洲周刊：“我的导师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申请项目，其实项目最终能不能做成对老师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到经费。有时，导师会把一个完整的实验系列拆分成很多块，为了申请到不同的项目，拿多几份经费。有时，会请某个名机构来这个项目挂恥，叫做合作，但实际只是挂个名，越是挂恥上有名气的人，拿到经费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有些利益交换，导师的人脉越广，挂靠名人的机会和拿到经费的可能性也越大。”
我曾经跟北京的几个教授建议过做庞加莱猜想，它有价值，值得付出学术努力。但他们一直不做，原因很简单，这是基础命题，费时、费力，而且赚不了什么钱。所以现在中国，教授都跑去做应用课题，基础科学无人问津。这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有极坏的影响。”丘成桐说。
教授们正职争项目，副职赚外快，真正做学问的越来越少。“我读研究生以前不知道，原来做学问真的像做生意一样。我们跟老师做研究，但博士生导师每天做的事情也就是请客、吃饭，我们要做的也就是陪吃、陪酒。一个接一个的饭局，然后就有一个接一个的项目。”学一位二年级的研究生透露，自己每月帮导师做项目，可以拿到一千来元的生活费。但有的导师利用所带的研究生做项目，却不顾基本的教学和科研。2004年九名博士生炒掉了导师王永成教授，因为他们不满为导师打工而荒废了自己的博士学业。
权力缺乏监督，经济利益至上，两相作用，学术蔚然成风。最臭名昭着的手段，要数学术作假。当研究经费缺乏，争取项目面对压力，许多学者在没有成果的时候只能靠编造成果，凑论文数量，保住自己的项目和职位。不少粗制滥造、拚凑甚至编造的论文因此得以发表；学术作假，因此有了土壤。
2006年期间，全国政协公布了一个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真正的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但是成果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没有多少人愿意十年寒窗熬出一个成果；也没有多少大学，给学者这样的空间去做学问。造假，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而且很显然，屡试不爽。
学术环境恶化，最受害的，是在大师讲台下接受教诲的学生们，而他们，恰恰是中国学术未来的希望。丘成桐说：“
中国的大学教育距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在中国的大学我看到好多奇特的东西，一个导师竟然可以带三十个学生！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培训人才的机制。而且即使他们中的一些出来了，也没有公平的竞争机制给他们发展。你能见到好多人才，都是跑去美国，才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中国的学术生态正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着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现在培养的十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他们有一个博士的桂冠，所以他们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怪圈。所以，我预计二十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
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到香港深造的M（化名）告诉亚洲周刊：“我本科学习的是生物，四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断地做实验，泡实验室，杀小白鼠。我成绩很好，但可怕的是，很多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些实验，这样做、这个步骤是有什么意义，最后为什么要得出那些曲线（实验结果）。我们经常做不出老师要的结果，也不知道原因，最后就自己描一张线形相关图交给老师。本科四年，我们居然从来没有学过统计，也从没有老师告诉你要去做资料分析。”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说：“到港大后，我才发现，自己大学四年都是在做机器做的工作，不用设计，不用求证，只要根据老师的要求去摇试管、杀老鼠。”她的同学留在国内读了两年研究生，到现在依然是在帮导师干活，“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基本的原理都不懂”。
没有思考的机会也许还是幸运的，至少，没有往歪路上思考。教授剽窃一件接着一件，几乎所有学校都有学术作假的丑闻。如此言传身教之下，学生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2005年9月的《中国青年研究》公布了一份对892名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中，有82.74%的大学生承认有过作弊行为，包括夹带纸条、传递答案、替考、高科技舞弊等，甚至还有教授。另外，2005年12月的《东方早报》称，有近六成大学生承认从网上抄袭论文，甚至有专业的网站买卖、“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所有接受访问的教授、学生，在谈到学术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说体制。“学术根深蒂固，是体制问题！”人们所说的体制问题，是由学术权力的顶端开始的。从院士开始，权威的选举、权力不受监督，评价体系的不透明，都是引发一连串学术现象的开端。
丘成桐说：“院士的选举本身就不是公开的，院士选出后，他们的权力极大，又绝对缺乏监督。一个学者，从申请经费做项目，到项目完成参加评审，全都是由院士们掌控。就是从这里滋生的。”的教授说：“怎么评价教授实力如何？怎么评价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获得基金？怎么评价他能不能评上院士？怎么评价这个奖项该给哪位科学家？所有这些评价机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透明的。学术风气败坏，跟这个不透明的评价体系，关系太大了。” 学术败坏与大学精神的丧切相关。
时期尽管有北洋军阀的颟顸和的，但是北大依然“兼容并蓄”，但1949年后中国的大学很快地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反右”后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尽管如此，在高压时代，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还是凭理想和取得卓越的成就，如两弹一星、胰岛素、青蒿素、返回式卫星、杂交水稻及陈景润对歌德猜想的贡献。然而在经济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科研成就还比不上封闭年代。不要说像胰岛素这样可以获诺贝尔奖的成就没有，就是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都难以说上来。神舟飞船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神舟飞船的核心关键技术早在七十年代即已掌握，即能够准确、安全、定点地发射回收载重卫星。显然，由于人治传统和法治缺失，原本非常脆弱的中国学术生态在扭曲的市场机制下彻底崩溃，导致学术日益严重，学术水准和科研能力日趋下降，尽管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尽管中国学术架构已经腐朽不堪，但当局似乎没有扶危木于将倾的意思，「汉芯」造假处理到陈进便点到为止，更多的学术造假舞弊都被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遮掩支吾过去，因为当权话事者都得益于现行架构。更有甚者利用权力强行压制众人对学术丑闻的批评。去年丘成桐指出北大田刚涉嫌抄袭后，《南方周末》就此进行深度调查，丘向记者出示证据，田刚则避而不谈，最后北大给中×*宣*部施压，禁止报道刊出。北大教授丁伟岳公开承认，他们几次向中央上书，要求禁止丘成桐在中国媒体出现。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评论网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当年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碑文，至今仍立在清华园内，但无论是清华园内还是未名湖畔，都没有自由和独立可言，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失去了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的勇气，中国未来的光明又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