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怎么去评价一个做中国经济研究的学者的学术成绩？日前，在由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办的安泰·问政特别活动中，陆铭教授首先发问。
很多学者开始发现，有一些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研究亚洲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的教授都已接近高龄。但目前，因为涉及晋升，新的年轻一代教授的学术材料都是按照美国的A、B类Journal(学术期刊)的标准来评价。我们当然需要与国际接轨，但中国本土高校的特点使得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时代交给我们的使命，开展和中国相关的研究。
陆铭指出，第一，和美国相比，中国经济总量还不算大。且美国有非常庞大的经济学家及智库供给，分别进行不同领域的研究。而中国智库类型的研究机构并不多，具备研究实力的高校承担着研究问题的职责。然而，中国的高校规模特别大，比如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就有170个老师。试想，按照美国的评价体系，评论网100多个老师每人发篇文章到国际B级的杂志上，对整个国际经济学界都相当于在做出口。
显然，这不太可能。从中国自身经济学界的构成和供需方面出发，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格局和结构，以及评价体系。他说。
对于陆铭教授提出的话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樊纲十分认同。他指出，目前，很多中国商学院的教授都是海外招聘，教学也都是英文教学，甚至有些教授不懂中文，与国际接轨和为中国经济研究做贡献似乎存在矛盾。
樊纲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最终归结于中国能采取什么样的学术制度的问题。有些教授不能在中文期刊上发表论文，反而在外文期刊上可以。因此，能否提高中文期刊的评分权重，鼓励中国教授在中国有更大的影响。他说。
而针对学术制度的问题，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指出，从以往中国高校的情况来看，教师都是终身制；进入高校后，在体系中慢慢晋升，没有优胜劣汰，也没有人才流动。
因此，周林认为，作为中国的高校，应有多元化的定位。大多数学校院系的领导除了要做中国问题研究，也还要强调对基础学科的贡献。
而对于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应如何做研究，樊纲则表示，首先既要学会做八股文，又要研究理论思想。第二，更要积极投身政策实践，做政府顾问，传播思想。第三，任何一段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进程都会揭示新东西，因此，学者们除了学会已有的经济学问题，还要发现前人没有认识到的问题，思想要更丰富，从而提出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