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只谈教训和体会，不涉及具体期刊的投稿过程（期刊排名看法来自于多个学校的排名表及国外部分国家的期刊分类）。下面都是个人的体会，肯定有不周全的地方，希望有经验的朋友们指正。
我一直反对搞中译英，不仅因为这样的英文版本会语言读起来非常别扭，还因为这会大大局限选题。崇洋媚外自然不对，但区分中英文期刊的选题要求还是必要的。特别是，如果作者主动选择发表英文论文，那就应该按照英文期刊的选题规范来进行。
中国问题研究在英文期刊是不是受到歧视？这是很多人关心、也有争议的问题。我的感受，歧视谈不上，但在综合性期刊上中国问题还是处于少数派地位。这也很好理解，中文期刊也不可能把其他国家作为研究的主体。这也不算歧视。而且China Economic Review作为中国经济的专门研究期刊，提供比较多的空间。如果其他杂志有歧视的嫌疑，那么起码CER是不会歧视中国问题研究的。此外，像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等也还是比较倾向中国问题的。上面三个期刊虽然不是期刊，但对于普通的作者来说已经是不错的期刊档次了。如果能够发表，起码在国内学术界应能被认同。还有一些比上述期刊差一档，比如Journal of Asian Economcis, Asian Economic Journal （前者排名还可以但不是SSCI，后者排名就会要低不少但是SSCI）。它们关注亚洲特别是东亚，自然也就比较欢迎中国问题研究。再往后还有社科院办的China and World Economy，也是可以考虑的。
综合性期刊，排名靠前的这里不做讨论，毕竟能企及的人很少。有一定知名度的Econmic Inquiry和Oxford Economic Papers对中国问题的稿件起码持比较公正的态度。要说有多么积极欢迎谈不上，但不会因为研究中国就被初审拒稿。但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些期刊会更看重论文的普遍意义，所以在选题和写作角度选择上，就不能仅仅站在研究中国问题的立场上。如果投稿人是希望在综合性英文期刊，特别是好期刊上发表论文，那么他就必须要证明两点，第一，这是一篇研究经济学问题的论文，中国是研究对象；第二，对中国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解释该问题，或者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提供借鉴。如果论文做不到，那就非常可能被拒稿。
通过上面的两类期刊例子，我想阐发的意见就很明显了。如果是以CER为第一目标的，选题可以非常“具体”。也就是说，可以选择非常细小的中国现实问题作为切入点。对于其他比较欢迎中国问题研究的杂志，也可以执行类似的策略，但要尽可能把问题推向一般化。如果是以综合性期刊为第一目标的，选题要尽可能避免过分突出中国问题的特质，要以更一般化的角度阐发经济学问题。其实，要做到这些并不是特别难，只是大部分投稿人只习惯第一类的思考模式，几乎从不考虑第二种。惯性思维的存在会给投稿带来很大的阻碍。这与文章的质量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经历过几次失败，就很自然会觉得英文期刊搞歧视，要么歧视语言，要么歧视中国问题研究。其实，他们可能是误解了。
这个自我评价的意思就是投稿人对论文质量的评估。同时，也暗含着对目标期刊水平的评价。你不能指望一篇很水的文章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同时你也不希望一篇很有质量的论文只能发表在低级别期刊上。所以正确的自我评价也是投稿成功的重要部分。
自我评价应该从熟悉英文期刊开始。如果功利点说，可以拿学校的奖励期刊表作为参照。但我觉得除了这样的排名外，体育评论应该多看看这些期刊。很多人只在排名表上知道某期刊，却从来不读上面的论文。没有比较，就无法给自己的论文定位。最简单和直接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论文和期刊已经发表的论文做对比，看看你的论文是否达到了平均水平。如果做不到，最好不要投。
此外，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论文？作者一般都会有意无意高估自己的贡献，所谓“自家的孩子谁不亲”。审稿人和编辑可能会低估论文的贡献。所以，对论文质量及贡献的意见分歧非常普遍。这样的分歧处理不好，也会导致论文被拒。
什么样的贡献是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在实证领域，大致分为方法和结果两种。方法的进步，特别是审稿人认可的进步，肯定会得到很高的评价。但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低，大部分实证论文都是沿用成熟和同行的方法，对于技术的改良重视不够。所以，大部分实证论文的贡献是非常依赖结果的。在方法正确，数据可靠的前提下，发现了与过往文献不同的结论，而且知道这个结论对经济学或者被研究对象的影响，这是会被审稿人认定为“贡献”的。还有一种情况，在过往文献中提及但没有被重视的问题（可能受限制于数据和方法），如果作者可以解决，那也是要加分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关心中国放宽生育政策之后，中国妇女的实际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会是什么样子？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中文和英文都有。生育意愿主要是基于小样本问卷调查，一般也就几百上千人，显然这样的调查无法代表整个国家，特别是抽样来自某一个地区。这个大家在网络上可以搜索到一堆中文文献。在英文领域关于放宽生育政策的影响，也有很多讨论，其中也不乏发表在一流甚至顶尖期刊上的论文。但是，无论是上述两种文献的哪一种，都很难基于微观数据（人口普查的抽样，实际观测值在百万级别以上）做出全面、准确、合理的评估。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反事实”检验的问题。这种检验在社会科学里无法象医学研究一样进行对照组实验。在中国这么大人口基数的国家，如何找到适当的对照组和实验组，这是个大问题。有人研究少数民族，因为这个群体没有生育限制。但大家知道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生育意愿还是有差别的，包括文化传统等等。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对照组是大样本的汉族育龄妇女（有独生子女的政策限制），实验组同样大样本的汉族育龄妇女（没有生育限制）。通过这样的对比，才能得到真实的生育意愿差别，也才能比较准确地估计未来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趋势。显然，根据这个原则，绝大部分研究者都很难取得突破，因为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实验组。如果有人能比较巧妙地化解矛盾，那一定能有好的发表——同时也为政策制定提供准确的预测数据。
在各个领域的研究中都存在那些看似热门、实则难以实现的研究。如果要突出贡献，就应该思考并攻克这些问题。尽可能少做或者不做那些“换数据、换变量”的研究。
我想有太多的文章介绍如何写稿子、如何做经济学模型、甚至如何获取数据。但很少有文章介绍如何与审稿人与编辑沟通。我们假定你的论文质量符合期刊录取的标准，但如果沟通出问题，依然可能导致拒稿。
投稿人看到审稿人意见，通常是心里暗暗骂人的。因为再和善的审稿人也会提出一些让作者难以回答的问题或者难以修改的建议。这种情况下，掌握一定的沟通技巧就很必要。
首先，无论你是否接受审稿人的意见，都应该礼貌地书面回复。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未必做得到。其实，这也与“自我评价”紧密相关。如果审稿人轻视和低估了论文贡献，作者难免在回复中表露出不满情绪。特别是年轻作者，一般都遇到过类似的时刻。这时，修养很重要，忍别人所不能忍，才能成大事。
其次，对于那些合理中肯的意见，要全力修改，详细回复。对于那些你认为完全没有道理的建议，要用礼貌和商量的方式予以解释。注意是解释，不是反驳。用大白话说就是，你在解释给别人听为什么你认为那些建议可能不适用。千万不要演变成，你在与审稿人争论谁对谁错。在审稿过程中，审稿人当然可能是错的，但这个对错由编辑去做裁决。你没有必要直接与审稿人发生争执。这无论从策略还是修养角度，都是不理智的。
最后，要把自己修改中的每个细节都放大。这是一种技巧，也是对自己的论文负责。比如在你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将审稿人提到的小问题认真修改。有时候审稿人提到某个问题，其实他没有期望你去修改，只是指出来，让你思考下。如果你很认真修改，起在印象分上获益。这样，当你提出他的某些建议在本文中不适用，他就可能用平和的心态去分析。设身处地地想，既然投稿人不喜欢批评意见，那么审稿人当然也不喜欢别人反驳和批评他的意见。人都一样的，你不了解对方的心态，多半要毁掉稿件的前途。
还有一些是如何与编辑沟通。我认为按时完成修改是很要紧的，此外，礼貌地感谢编辑的工作，特别是如果编辑也给了一些修改意见，那你一定要非常重视，毕竟他是做决定的人。而且编辑一般不匿名，所以在知道谁是你编辑时，最好也去看看他的发表，了解下他对一些基本学术问题的态度。有时候，学者有门派观念或者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思维误区，也这也难免。了解下背景，你就知道什么话是绝对不能对某一派编辑说的。
这一段似乎与全文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所谓危机意识就是要对行业内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细分领域的发展有清楚的认识。如果别人都在进步，你原地踏步，那肯定是不行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时时刻刻要保护好的想法和好的数据。这种保护不是指封闭，不与人交流想法，也不愿意分享数据，而是指要尽可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把想法和数据转换成论文。这样的转换是最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否则，你的想法和数据很可能在你偷懒没有思考和工作的时候被别人抢先。
大部分的情况下，数据要做到独一无二很难，特别是如今的时代信息共享和跨国合作增多，要守住机密级的数据基本已经不太现实。要靠垄断资源包打天下，那绝非年轻研究者能做的。
而想法这事更加难以保证独一无二。如果你读过很多文献，肯定会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这个想法那么早以前就被人用了？为什么我的想法都被别人用过？这不奇怪，因为你所在的领域有太多的研究者和竞争者。要保证时时刻刻抢在别人前面就要有危机感。这方面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所以，成功和出色的总是少数人。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少数人，恐怕就不得不强迫自己：多思考、多试验、多动笔、多合作。
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总结了，上面四个部分是通过大量实践（写稿、投稿、修改和审稿）得到的教训与体会。如果一定用一句话来结束本文，我想说的是：“别人都在乎的你可以不在乎，而别人忽略的你一定要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