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体育在经济和文化上处于中心地位,但它仍然是社会学研究中一个相对被忽视和理论化程度较低的领域。在《社会学年评》细致分析了体育与社会分层、种族、性别问题的关系,还研究了媒体和全球化进程是如何影响体育运动的。本期简要介绍体育与社会分层、种族问题关系。
布迪厄在《体育社会学规划》中提到“体育社会学所遇到的特殊困难是,它既被社会学家所鄙视,又被运动员所鄙视”。这句话道出了体育社会学的尴尬处境。尽管这些年来体育社会学有所发展,但有关体育社会学方面的内容仍然是缺乏的。
然而,体育确实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在各大日报上都有单独的版面,球迷定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体育场和竞技场疯狂地为自己的主场球队加油助威,体育催生了关于最好球员、最好球队话题等的辩论,体育占据父母和孩子的周末和晚上,刺激人们支出大量资金,带来了天文数字般的广告收入,体育越来越多地成为公共政策的目标。本文综述了体育与社会的关系。
体育并不特意看重球员的社会出身。有很多运动员通过体育运动从普通人一跃成为上流社会的名人。霍伯曼认为,由于黑人运动员的向上流动导致许多白人认为黑人不再面临歧视。但很明显,黑人运动员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体育是通往社会上层的便捷途径的观点仍然是一个神话。
有关社会阶层和体育运动之间联系的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进行,他们在讨论体育运动时通常包括阶级、种族和民族。例如:
Gorn关注的是内战后拳击与工人阶级文化的联系。Markovits 和 Hellerman讨论了在工业化时期,社会阶层在帮助巩固一个国家的体育空间方面所起的作用。
Digby Baltzell研究了网球运动从业余绅士的贵族运动向职业运动的转变。Baltzell认为,这种转变是体育和更广泛的社会文明程度下降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上所述,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已经成为体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例如,格鲁诺和惠特森的《加拿大曲棍球之夜》和埃里克·邓宁的《体育问题》讨论了不同阶层的情感和礼仪观念如何导致球员和球迷的行为模式不同。事实上,当前关于体育和球迷之间暴力行为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诺伯特•埃利亚斯和他的学生们的过程社会学。
社会阶层是理解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解是什么将特定群体的人与特定的体育活动联系在一起,以及这些活动在特定社会中对不平等的再生产中发挥何种作用。
3.必须了解是什么导致了“体育作为业余爱好者的精英实践转变为专业人士为大众消费而制作的体育奇观”;
4.一个社会阶层与其体育参与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业余时间、经济和文化资本,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体育实践的意义和作用。
布迪厄将人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与其对不同运动的参与和关注模式之间的联系作为体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阐述。这可以通过体育活动相对自主的空间及其与休闲活动的关系来揭示。
此外,布迪厄认为,不同阶层不仅参与不同的运动,甚至当他们参与相同的运动,他们往往附加不同的内在或外在意义。布迪厄对身体和群体的社会起源与其体育空间的关系的强调,为体育社会学提供了一种比以往更有理论基础的方法。
此外,布迪厄认为,每一个阶层都与身体有不同的工具关系,这与其最常见的体育偏好有关:工人阶级更喜欢接触运动;中产阶级(尤其是向上流动的)倾向于那些能吸引“他人身体”的活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倾向于观赏几乎没有身体接触的运动。
体育运动中的种族歧视现象十分猖獗。最近的几项研究表明,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中,球员的能力和收入是不平等的。一项研究表明,NBA黑人球员的工资比白人球员低1.7万至2.6万美元。另一项研究表明,白人球员的工资比黑人球员高18%。
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为例,基于种族的收入差距的分析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混淆:更多的白人球员被保留在球队的名单上,剩下的黑人运动员有明显的收入优势
虽然歧视话题吸引了较多的学术关注,但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兴趣越来越大,因为体育运动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比如,最近一组研究集中揭示了少数族裔成员利用体育反抗种族歧视。一些研究认为体育社会学不仅应作为一种学术事业,而且还应作为促进化和社会正义的普遍规范的一种工具。
与这些将体育作为冲突和抵抗场所的研究相反,体育对少数群体成员的社会流动性、群体认同和自尊的影响的研究近期也得到了强调。评论网虽然许多少数民族个体成员由于在体育方面的成就而经历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但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少数民族社区的实际流动结果被夸大了。
此外,只有少数几个运动项目(棒球、篮球、足球和拳击)为少数民族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然而,尽管机会渺茫,通过体育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愿望有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
大多数关于少数群体社区体育和社会流动的研究都强调了其负面影响。这些研究强调了诸如朱利叶斯·欧文或迈克尔·乔丹在体育上的成功会鼓励少数族裔年轻人过高的期望;大员的巨大运动时间需求导致他们脱离学生角色;大学对黑人员的剥削导致学业成绩低下,强化了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
另一个重要的调查领域是少数族裔运动员在广告中的媒体表现。在这方面,大多数研究也表明,媒体发挥了消极作用。
一项基于1985年至1995年《体育画报》广告内容分析的研究表明,黑人运动员更有可能被描述为天生能力出众的成功人士,而白人运动员则更有可能被描述为努力工作、聪明才智或领导才能出众的成功人士。在这些广告中,黑人运动员也被描述为愤怒、暴力和性欲过剩。其他的研究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
体育和种族关系密切相关的、或许也是最让人兴奋的一场辩论,是美国黑人在某些专业和重要的大学体育项目中所占比例的讨论。约翰·霍伯曼在《达尔文的运动员》一书中引发了这场辩论。
他在书中指出,黑人的体育成就延续了黑人身体原始的传统刻板印象。霍伯曼还认为,当前对黑人运动员的文化固定对黑人的智力成就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本书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大多数人将矛头指向他的论点,即黑人社区对体育的迷恋。在反驳的观点看来,美国黑人群体的主要运动机会来自美国经济的失败,体育不是来自黑人社区,而是来自美国社会。
正如布迪厄所建议的,人们必须在体育分析中对其制度背景作出解释。虽然布迪厄对“权力场”和“社会空间”的讨论是有用的,但我们认为,用组织场的概念来定位我们对体育的理解更为直接。这个概念强调了运动应当看作是相对独立的领域。事实上,“新制度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来看待体育的发展,尤其是当体育发展被其他组织和社会空间(如政府、媒体、教育等)所吞没时。
此外,我们还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当代体育空间的社会构成以及与其他组织领域相对自治的局限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思考过去几十年里奥运项目的相对爆炸式增长。
例如,如果不了解世界妇女运动的作用,我们就无法理解女子田径从五项全能运动发展到七项全能运动,也无法理解女子马拉松和撑杆跳高项目的加入。事实上,试图理解新运动被纳入奥运会的逻辑和模式是很有趣的。比如,为什么网球,作为一项起源于上流社会的运动,只在1988年才被纳入奥运会?而举重,一项工人阶级的运动,几十年来一直是奥运会的一部分。
显然,某项运动的阶级起源并不是关键变量,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他体育组织、奥委会的组成等都有重要影响。对体育发展的制度分析要求我们在解释城市化、移民、工业化和政府在这些进程发展中的作用时,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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